景凯旋：看不见的柏林墻

景凯旋在书一方 201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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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柏林墻

一

　　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被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东部苏占区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称为东德，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提到东德，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举世闻名的“柏林墙”。作为冷战的著名标志，这座钢筋水泥墙修建于1961年，墻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东德政府将其命名为“反法西斯主义保护墙”，实际上是为了阻止大量东德人外逃。在1945至1961年间，已经约有250万人逃往西柏林，其中大多数是专业技术人才，这给东德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和困难。
　　柏林墙建成后，东德政府宣称这是一场反西方的伟大胜利，但仍有许多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采用跳楼、乘热气球、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开车硬闯等方式偷越此墙。1962年8月17日，18岁的彼德·费查试图攀越围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射杀。当时西德士兵曾冒险翻墙营救，但没有成功。费查是第一个因试图越墙而被射杀的东德人。据统计，在柏林墙存在的二十八年间，共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柏林墙的建立使得许多德国家庭骨肉分离，在德国民族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
　　1989年9月，在东欧各国的改革风潮中，匈牙利率先开放与奥地利的边境，拆除铁丝网，大批东德游客经由匈牙利涌向西德。与此同时，东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城市爆发示威游行，要求民主改革。人们走上街头，不断地高喊“我们才是人民”，这个口号很快又转成“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呼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终于被示威群众推倒，士兵们站在一边看着。那一天，全世界人都从电视上目睹了东西德人冲到一起紧紧拥抱、热泪盈眶的场面。今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这些群众中，并成为最早踏上西柏林土地的东德人之一。仅仅一年后，两德宣告统一。
　　然而，“人民”与“民族”并非像“柏林墙”那样道德分明。两德统一后，人们从尚未销毁的大量秘密档案中发现，东德当局为了监视一千七百万国民，曾雇用了九万名“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缩写）成员和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在过去几十年，许多东德人每天都在向斯塔西报告自己亲朋的一言一行。对于全体东德人来说，这一事实的揭露不啻是一个巨大的道德灾难。那些日子，许多东德家庭陷人深刻的危机。原来，在看得见的“柏林墙”之外，还有一座看不见的“柏林墙”，横亘在亲人、朋友和同事之间。
　　自1953年发生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并遭到苏军镇压后，东德社会一直保持稳定，经济也是逐步增长。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东德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但也允许极少量私营企业存在，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约2.8%来自这些私人企业。私营部门包括私有农夫和花匠、独立工匠、批发商和小贩等。1982年，世界银行称民主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204亿美元，人均7180美元，居世界第28位。到了1988年，东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11873美元，成为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
　　但这一切都与东西德的特殊关系分不开，每年有大量西德游客去东柏林旅游，按东德政府规定，西德游客必须一比一的兑换东德马克，而在黑市上的比率则是一比五。此外当局还让少量东德人像沙子渗漏一样移居西方，其中包括政治犯，由西德政府为每人付出15000马克至25000马克，作为购买自由的费用。八十年代，昂纳克政权加紧推行中央集权经济，造成严重的消费品短缺问题，但东德仍能从西德获得大量信用贷款。每年10亿西德马克的收入，帮助东德的经济维持住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首位。
　　当局总是试图控制和指导人们每一个醒着的时刻。法律规定，三人以上的集会就需要得到批准，即使是支持官方的自发示威游行也被禁止。一本政治小辞典宣称，在这个国家，“工作与自由时间的矛盾已经消除”、“自由时间必须由社会主义社区所有成员有目的、有效地利用”，人人都必须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当局经常组织群众集会以支持政府的政策，柏林墙建成后，仅马格德堡地区的支持集会就达两万五千余次，人数六十多万人。积极分子可以得到更好的学习、工作和出国旅游的机会。如果有人对苏联或本国政府发表不满言论，单位就会组织批评会议，帮助他认清形势。
　　表面上，大多数东德人都很满意他们的生活。他们有工作和收入，尽管商店里消费品短缺；他们有选举和投票，尽管投票时警察就守在旁边。由斯塔西建立起的一套庞大的告密者网络，远远超过纳粹和苏联的规模，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群众专政”。在这种严密的监控下，社会秩序井然，人人噤若寒蝉，以至于斯塔西在1989年春天估计，整个国家的异议分子只有2500名，其中激进的只有60名。
　　普通东德人想方设法逃避这种集体活动，过自己的日子。表面的顺从和内心的逃避构成了他们的双重生活。即使是一个孩子，也学会了自动从一个角色转换成另一个角色，在老师、同学面前只会说一套官方的宣传语言。这种双重生活是所有东欧国家的现象，但东德的现象似乎更加普遍。与第三帝国时期相比，从前人们无钱买东西，现在他们无东西可买；从前人们生活在可怕的不安全中，现在他们生活在可怕的安全中。
　　东柏林的夜晚是和平、宁静的，古老的阳台上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小伙子们在街道上冲姑娘吹口哨。但一到天亮，家家户户的灰泥屋顶上就显露出纵横交叉的电视天线。1984年有份官方报告表明，80%的东德年轻人收听或收看西德的媒体节目。由于西德的广播和电视能够覆盖东德的大多数地区，西方的流行音乐对东德影响很大，青年人中产生了不少地下流行乐队。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样生活在内心的逃避中，用巴赫的音乐去忘记那些单调乏味的政治口号。
　　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德国文化的“内在性”（innerlichkeit）或“内在的移居”（innere Emigration）传统。德国作家安德绪有一句颇具特色的声明：“我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回答就是完全的内倾。”另一位东德诗人伊娃·斯特迈特也曾写道：“别愚弄自己：我和你／我们生来就面对世界。／如今我们把门关上／对他、她和他们……”

二

　　作为一个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东德政权十分强调意识形态控制，重视文化艺术的宣传作用。宪法明文规定，文化艺术的任务就是促进社会主义，展示劳动人民的幸福。
　　柏林墙倒塌前，穿过柏林墻进入东柏林的人口，可以看到一块碑，上面刻着布莱希特的名言：“伟大的迦太基经历了三次战争，第一次战争后它还强大，第二次战争后它还可以居住，第三战争后它已荡然无存。”这段名言出自1951年布莱希特致西德作家的公开信，在信中他反对西德重新武装，呼吁两德实现和平统一。
　　冷战时期，布莱希特被东德政府塑造成一座“德国文学的柏林墙”。他是二十世纪东德最具国际影响的诗人、剧作家。1948年10月，当布莱希特结束流亡回到东德时，立刻成为了官方的座上宾。他是一个矛盾和难以捉摸的人，他在东德享有崇高地位，同时又在西德出版作品，拥有奥地利护照和瑞士账户。他对儿子的劝告是：要善待自己。他的信仰的根源是什么？这些信仰如何影响他的创作？这些都是研究者们想要知道的答案。
　　布莱希特的戏剧表现理论独树一帜，主张艺术应当把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同时提倡“间离效果”，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距离，这种表现理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理论形成鲜明对比。其代表作《三毛钱歌剧》更是二十世纪上演率最高的音乐剧之一，七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盛演不衰。歌剧中那句“把你的财产给穷人，为什么不呢？当一切人都美好的时候，耶稣的王国也就不远了”的诗句，成为全剧的宗旨。正如阿伦特所说，“悲悯”构成了布莱希特最基本的激情。而这也促成了他的政治立场。
　　布莱希特不仅是一位重要诗人和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他将共产主义者看作是最有悲悯心的人，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美好的世界。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离德国，开始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1935年春天他去了苏联，了解到大清洗的情况。在与本杰明的谈话中，他曾流露出一丝烦恼，但后来在纽约谈及苏联大清洗时的那些受害者时，他却以典型的历史必然论口气对人说：“他们越是无辜，就越是该死。”
　　在他眼里，纳粹是国家资本主义，苏联是国家社会主义，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最不坏的制度。1939年．他试图证明苏德条约和苏联入侵波兰是正当的。1953年6月，东德政府提高建筑工人的劳动定额，东柏林等几个城市爆发抗议游行，示威者遭到苏联和乌布利希政权的镇压，布莱希特立即表示了支持。在给乌布里希的信中，他说：“历史将对统一社会党的不能忍耐表示尊重。”他坚持认为，德国人不能采用民主制度，因为那样的话，纳粹又会上台。也有许多人认为他是为了讨好东德当局，希望政府奖励给他一个剧院。1954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剧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乌布利希政权曾实行过短暂的文艺开放，允许青年人跳爵士舞，而不仅仅是华尔兹和探戈，青年团还经常组织一些流行舞蹈活动，但随着赫鲁晓夫下台，这种自由也就结束了。七十年代，昂纳克取代乌布里希上台，在文化艺术方面重新提倡宽松政策，宣称“在艺术和文学领域没有任何禁忌。前提是，这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创作的”。公众可以欣赏西方流行音乐，作家们也可以写自己的内心生活，写生活中的犯罪与不幸。
　　但好景不长，为了维护“我们集体的利益”（昂纳克语），政府很快又开始限制收听西方音乐，并将青年人留长发、穿短裙和牛仔裤视为资产阶级的颓废文化。1976年，民谣作者沃尔夫·比尔曼在西德旅行时发表言论，抨击体制对艺术的控制，被东德政府剥夺公民权，12位知名作家为此写了抗议信，100多名知识分子加入签名，其中就有东德当代最具国际影响的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
　　沃尔夫是德国女性文学的代表，她在政治上支持东德的制度，她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经由奥斯维辛而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东德知识分子的观点。沃尔夫曾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到工厂体验生活，写出《分裂的天空》。小说描写了一个保尔·柯察金式的女性，为了社会主义信仰与情人分道扬，为此受到当局的褒扬。此后她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场，面越来越倾向于个人立场。
　　她的作品善于表现“病女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其人生往往交织着悲伤、绝望、疾病和死亡，趋向精神上的灾难结局。如在《追忆克里斯塔·T）中，女主角因追求独立人格而与现实发生冲突，成为单一化社会中的异类。评论家埃克哈德·福尔称：“德国的历史对沃尔夫来说一直是女性病痛的历史。”这部小说在西德深受读者欢迎，人们常拿她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相比。但这部小说却遭到东德政府查禁。
　　由于参与写抗议信，沃尔夫被撤消作协主席团成员职务，其丈夫也失去了作协会员资格。沃尔夫这样回忆自己那段时间的感受：“1976年是我们文化政治发展中的一次转折，外部标志即是比尔曼被开除国籍。这导致不同领域的文化工作者（尤其是文学工作者）的分化；一部分作家开始明白，他们自认为可以负责和正确的直接参与建设不再被需要了。我们曾经在民主德国生活，因为我们希望在那里工作、参与社会生活。完全地被抛入文学使个体陷入一种危机，一种生存的危机之中。”
　　沃尔夫的想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东德知识分子的思想。尽管当局把她看作异见者，并对她采取了长达20年的秘密监视，但她毕竟是“忠诚的异见者”。此次事件后，许多作家离开了东德，而沃尔夫却坚持留在国内。当局依然给了她较大的自由，像布莱希特一样，她拥有在东德写作，在西德出书的特权，还可以出国旅游。面对当局的严密控制，东德知识分子越来越退入到个人的内在自由中。
　　然而，两德统一后，人们却大为惊愕地发现，沃尔夫本人也曾充当线人。德国媒体开始对她口诛笔伐，最初她坚决否认，但当她本人去查阅斯塔西有关她的42卷监视报告时，她发现自己多年前曾被斯塔西约谈两次，并签下充当非正式线人的协议，代号是“玛格丽特”，而她已经完全忘掉了此事。“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她后来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面对痛苦的真相，在她晚年的自传体小说《天使之城》中，她对德国历史中这种个人命运进行了纠结的反思。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她没有出卖过任何人，但她仍不断对自己问着同一个问题：“我怎么会忘记？”在这里，遗忘本身成为了一个问题。无论她当初是怎么想的，遗忘都表明她从未将此事看成是个重大的道德瑕疵。事实上，当年东德作协的19位主席团成员中，就有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
　　这样的选择对许多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艰难，只要想想歌德的浮士德就可以明白了。东德时期，艺术家们曾将歌德的《浮士德》改编成革命诗剧，浮士德最后成为资本家雇主的化身，梅菲斯特则是资产阶级“邪恶生活方式”的代表。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受邀访问扮演浮士德的演员，这位演员住在一处豪宅里，他一边谴责这种对歌德名作的篡改，一边不断试探记者的东德朋友是否想去西方工作。后来朋友告诉记者，这位浮士德演员是一个线民。在记者眼里，歌德原作中的人道场景被极权场景所取代了，梅菲斯特仍在做魔里的工作，而“浮士德”却已在为斯塔西工作。

三

　　与苏联及东欧其他国家相比．东德很少产生像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米奇尼克和哈拉兹提那样的异议作家和学者，大多数东德作家与学者选择了合作与沉默。美国学者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从官方宣传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同时将东德描述成“匿栖社会”（niche society），这个词语表明了大多数东德人对政治的逃避。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大多数东德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合作与沉默，这个制度才会有效地运转。
　　昂纳克曾是修建“柏林墙”的负责人，后来担任东德最高领导长达二十多年。他拒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在1989年1月还坚称，“柏林墙”至少还会存在50年，甚至100年。但不到一年，东德就发生了巨变．“柏林墙”轰然坍塌，昂纳克也黯然下台了，但那座看不见的“柏林墙”却会在德国人心中屹立很长时间。当德裔罗马尼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在前东德演讲时，她发现听众往往会认为罗马尼亚的情况比前东德恶劣，这使这位女作家感到困惑和不解，因此在两德作家组织合并时，她坚决要求甄别和清算前东德作家的历史污点，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赫塔·米勒有权指责前东德作家，因为她本人曾勇敢地拒绝充当线人，并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对于许多德国知识分子，这或许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勇气的问题。德国人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生活的民族，热爱哲学、音乐和悲剧艺术，其精神气质偏于艺术，但又常常被政治所利用。早在1945年，托马斯·曼在《德国与德国人》中就指出，德国浪漫主义思潮通过对个人自由和激情的赞颂，诗化了道德准则。正是“德国人在精神与权力、观念与行为上的不一致，在文化崇高与政治贫困上的矛盾导致了不幸”。
　　托马斯·曼本人就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他曾自称不关心政治，将张扬本能、激情和生命意志的精神看得高于启蒙理性和人道主义文明，甚至将死亡视为一种美，因而在一战中狂热支持德国的战争。后来在希特勒时期，他才开始觉悟，认识到从路德到歌德，德国知识分子从未将政治与社会的责任融入到一个文明人的中心观念中。他们在精神－艺术世界与政治－社会世界之间建立起一道人为的屏障，认为精神自由与政治自由可以分开。这种漠视政治的传统使得他们能够接受纳粹的野蛮，也可以接受斯大林的极权。在充当集中营看守或告密者的同时，仍然可以非常内行地欣赏巴赫的音乐。
　　对于东德知识分子的合作，罗伯特·冯·哈尔伯格也曾指出：“在一个极权社会中，对警察力量的恐惧将会支撑起被知识分子接收到的指示与建议，但是这种事情似乎根本没有发生在东德。他们没有如此做的原因很少是因为监禁或酷刑的威胁，而是相反，担心专业受到阻碍。”也就是说，东德知识分子的合作主要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对志业的热爱，担心自己从事的文化志业受到影响
　　因此．当捷克、波兰知识分子采用萨米亚特（地下文学）来抵抗极权时，东德知识分子却转向纯悴的精神生活，以此来逃避政治生活。正如阿伦特所说，这种内在的自由是“人们可以用来逃离外在强制和在其中感觉自己的自由化的内心的空间”，“这种内心感觉的状态是一种没有外在显现的状态，因而理所当然地是一种与政治无关的状态”。
　　然而，这种“内在的移居”却很容易变成内心的柏林墙。由于不将政治看成是道德问题，他们才会对极权暴政视而不见，甚至可以为了艺术充当线人，从而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筑起一道人心的“柏林墙”。也许，艺术家们的思维就像布莱希特所写：“长久地遗忘屋顶，却牢记屋顶之上的天空。”但他们却不明白，极权制度下的艺术是不可能作为自身而存在的。托马斯·曼对瓦格纳的欣赏，与纳粹的欣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内心的柏林墙只会损害艺术，而不会给艺术家提供灵感。
　　电影《窃听风暴》正是从这个角度反映了东德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当局怀疑剧作家德瑞曼的政治态度，于是派遣秘密警察维斯勒对他窃听，这样的监控甚至可以窥视到对象最隐秘的私生活。但维斯勒最后却被剧作家及女友克丽丝塔的真实感情所打动，转而暗中保护他们，结果遭到上司怀疑，被遣去地下室检查信件。值得一提的是，精神世界正是影片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克丽丝塔是一个歌剧演员，为了能留在舞台上而不得不献身高官，后又为艺术生命出卖了情人德瑞曼，而维勒斯则是在监听到德瑞曼弹奏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内心才开始有了转变。
　　这部影片触及到了托马斯·曼所说的精神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艺术家们处在斯塔西的严密监控之下，为了艺术而不得不向当局妥协，甚至不惜充当告密者。但影片试图讴歌一个秘密警察的良知，让维斯勒出于对艺术的爱，最终选择了正义的立场，却显得对精神世界过于理想化。影片最有价值的思考体现在剧作家德瑞曼身上，他从前也是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家，后来看到朋友的自杀，于是转而关心政治，在西德发表匿名文章，揭露东德政府隐瞒自杀人数的数据，从而用行动表明了，艺术家不可能高蹈于政治生活之外，没有基本的政治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精神自由。
　　应当指出，托马斯·曼对精神自由的理解仍是文学知识分子的，阿伦特在《什么是自由》中就曾明确指出，“自由现象根本就不出现于思想王国”，自由只呈现于公共领域，因而自由的概念只能是指政治自由，而不是指个人的内在体验。按照阿伦特的说法，逃避公共领域的“内在自由”，只是“一个人的自我之中的一块绝对飞地的内在性”，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缺乏一种“在世界之中的状态”。这表明，只有了解“自由”的真正内涵，了解德国文化中的“内在性”特点，人们才能更加理解东德知识分子的悲剧。
　　东德知识分子的历史混杂着妥协和矛盾，无论布莱希特还是沃尔夫，他们都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与阿赫玛托娃、赫伯特或策兰相比，他们的道路更加曲折和复杂。布莱希特于1956年去世，如果他活得更长，也许他会出走西方，也许他会继续与当局合作。他的《三毛钱歌剧》是东德的文化展示窗，观众却从中看到对现实的批判。《尺度的确定》在三十年代初上演时，并没有得到他的同志们的赞扬。原因很简单，他在其中神奇地预言了莫斯科审判：“你是谁？／沉人污秽／拥抱刽子手／但改变世界：需要这样。”
　　即使是厌恶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诗歌天才，他的诗歌善于将共同经验浓缩在一个令人难忘的诗句里。在“黑暗的时代”，“谈论树都是犯罪／因为这表明对恐怖保持沉默”，“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有意思的是，乌布里希本人并不喜欢布莱希特的戏剧，认为那是形式主义，而在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时，一些东德知识分子为了表示抗议，朗诵的却是布莱希特的诗歌。八十年代的波兰团结工会也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诗人，将他的诗与米沃什、赫伯特的诗一起贴在大街上。
　　而沃尔夫虽然直到晚年依然信仰社会主义，但她的小说却曲折地反映出，极权制度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信仰者，却能产生精神患者。如同布莱希特，她对恶有着人道主义立场的反感，但却又从历史目的论上承认恶的地位，认可黑格尔的“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事实上，这也是众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观点。正是因为沃尔夫的小说艺术成就，她在2002年获得统一后的“德国图书奖”，并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当她于2011年去世时，许多德国政客和作家都对其成就表示了高度赞扬。当然，也有不少人无法原谅她的过去，对她一直批评有加。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对他们的争议还将会持续下去。但人们也会记住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就像布莱希特所写：“当你们谈论我们的弱点时，／请你们也想想这黑暗的时代／这造就了我们弱点的时代。”“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无论布莱希特的本意是什么，诗歌自有诗歌的命运，对于布莱希特与沃尔夫等人来说，当人们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另一种意义去理解时，这看上去都像是对他们所信奉的政治神话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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